针对近期“扎堆”出现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公众舆论纷纷抱怨：政府监管部门为何总是“被监管”、“慢半拍”?如何才能提速?对此，人民网记者今日专访了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讲师胡颖廉博士。
记者：面对扎堆出现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政府监管部门为何总是“慢半拍”?
胡颖廉：这主要受我国监管部门所处的客观环境和主观条件影响。治理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的手段有很多，如独立的法庭审判可以在事后解决食品药品质量侵权纠纷，行业协会能够使食品药品企业产生自律的压力，高效的产权制度可以清晰界定责任边界等。
一个非常重要但经常被忽略的事实是，发达国家是在经历了长期商品经济发展后，才建立起现代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制度，当一种手段失效时，另外的手段可以弥补其缺陷。
我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在计划时代，国家与社会高度一元，政府用命令加控制的行业管理手段包揽了食品药品生产经营，国有企业实际上成为“国家大工厂”的车间。
改革开放后，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被调动，同时出现一些问题：一方面，市场逐步确立但发育并不成熟，不合格食品和假劣药品等市场失灵现象日益凸现;另一方面，旧的行业管理手段被废弃，新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和政策尚未完善，政府纠正市场失灵的能力下降。也就是说，我国是在法制尚不完善、自律意识还未健全、市场没有发育成熟的前提下，启动了现代政府监管的步伐，和欧美国家的制度演变路径恰好相反。
因此，我国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不仅要应对市场失灵，还要填补行业管理体制瓦解带来的管理空白，其从一开始就肩负着“反向制度变迁”带来的双重使命。换言之，监管型国家的步伐超越了市场经济的建设，这一步跨得太大，有些基础性功课不得不回头补上。
记者：监管如何才能提速?
胡颖廉：专业化是当代各国食品药品监管机构的重要特征，我国也亟待补课，这才是监管“提速”的根本之道。譬如说，美国FDA雇佣了数以千计的医学、化学和营养工程学博士作为技术支撑，还拥有数万执法人员巡视于田间工厂。其中，FDA的药品审评和研究中心以及生物制品审评和研究中心雇佣了数千名员工，他们有非常高的收入，过硬的专业技术背景，而我国药品审评中心编制才一百多人。
有学者做过专门研究，我国一个审评员平均几周就要审评一个药品，美国的审评员一年才审评几个，工作强度的差距可想而知。此外，我国基层监管部门的执法能力尚显不足，尤其是队伍的专业化水平较低，一线执法人员大多通过查看产品包装，核对质量保质期，查验进货发票等方法进行监管，这种“一看、二模、三闻”的土办法根本无法判断食品是添加剂滥用、重金属超标还是细菌含量过多。这一现象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严重，不利于监管政策的有效执行。(傅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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