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定基层医疗机构改革的政策时，我觉得整个过程中最关键的就是和编制、医保等部门的反复沟通和协调。”10月18日，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主办的第四届中美健康峰会上，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胡丙杰坦言。在会上，胡丙杰介绍了如何与其他部门沟通、协商，让医改政策顺利出台、实施。
2010年，广州市坚持政府主导，以“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为主线，开始全面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该项改革主要包括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及结构，多部门联动推动机制改革，全面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和以全科医生制度为契机，大力推进基层人才队伍建设等主要措施。
上述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据胡丙杰介绍，截止到2013年，广州市共有3728所医疗机构，其中医院有222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有3233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覆盖了所有街道，每个镇均设有1所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个行政村设置了1所村卫生站。
从2013年广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出院情况来看，66.14%的诊疗人次和75%的出院人数分布在医院，28.41%的诊疗人次和11.8%的出院人数分布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改革前的2009年相比，基层诊疗人次增长了49.7%，基层医务人员的工资增长了14.6%。
伴随成绩而来的还有问题。胡丙杰坦言，在改革过程中，广州市基层医疗体制改革一直力图解决的问题还有一些未解决，并出现了新的问题。比如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尚未成为承担居民基本医疗服务的主体;区域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总体上仍存在城乡差别大、分布不均、资源配置不合理;绩效工资激励作用不大，缺乏全科医生激励机制;卫生信息化建设落后于卫生发展和居民期望;人才成为制约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主要问题之一。
上述问题如果不解决，会成为广州市推进基层医改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胡丙杰指出，但这些问题单靠卫生一个部门，是无法解决的。“医改不是在改卫生，而是在改跟卫生相关的部门政策。”
胡丙杰的考虑不无道理。根据中国现行的卫生管理体制，卫生管理的职能是很分散的。卫生部门对公立医院有发展权、人事权，但同时发改、物价、财政、编制、人社等部门等也在管理公立医院的建设、物价、财权、编制、人员及医保。这就意味着，卫生部门在制定某项医改政策时，还需要找相关部门进行反复协商、研究，然后共同推动。
据胡丙杰介绍，在前三年基层医改的基础上，2013年4月，广州市开始对基层医改进行调研，打算出台一揽子计划，解决医改推行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
“广州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基层卫生工作，针对调研报告所提出的问题和解决办法，组织了相关部门进行反复沟通。”胡丙杰指出，“在这个反复沟通的过程当中，最关键的就是和编制部门、医保部门的反复沟通和协调。”
在发挥医保报销的杠杆作用方面，广州市卫生部门和医保部门的认识存在分歧。胡丙杰表示，“我们想发挥医保政策的杠杆作用，引导老百姓去基层就诊。但医保部门认为，老百姓不去基层就诊，是因为基层医疗水平不高。”
事实上，“我承认，目前基层医疗机构的水平确实有待提高，但一下子提高不可能，我们只能在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建设的同时，加强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逐步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的水平。而医保政策作为引导基层首诊的组合拳之一，是不可或缺的手段。”胡丙杰说。
“广州市卫生部门扩增基层医疗机构编制的要求，与编制部门上级单位下发的政策有冲突。但编制部门会坚持只按照上级部门的文件给政策。”胡丙杰表示，为了吸引人才来基层医疗机构工作，广州欲制定措施，扩增编制，提高待遇，解决人才的职业发展和晋升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和相关部门反复沟通、协调。”胡丙杰表示，“与其他部门讨论的时候，一定要经过相关调研，然后提出可行措施，并说服相关领导，最终才能按照我们的思路来做。”
据悉，2014年6月3日和4月21日，广州市委常委会和市政府常务会分别审议并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意见》及3个配套文件，从机构设置、人员编制、人才培养、考核激励机制、信息化建设、运营管理、服务能力提升等方面统筹部署，重点解决广州市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瓶颈问题，实现“小病不出社区、康复在社区”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