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级诊疗所分的‘级’不是指水平的高低，而是在大医疗体系中其中一种分工角色罢了。我们不能以三级医院的标准来要求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做同样的事。”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计委党委书记方来英在3月12日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分组讨论的间歇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就北京市推行医改以及分级诊疗的做法和经验回答了记者提问。
“医改”“分级诊疗”“家庭医生”等词语每年都是两会代表委员们关注的重点，今年医药卫生界的全国委员继续热烈地讨论分级诊疗。“小病在社区，大病去医院，康复回社区”是推行分级诊疗时有关部门希望最终达成的愿望，但目前大多数基层医院依然面临人才供应不足，特别是全科医生数量不足，患者人数较少，门可罗雀的尴尬处境。
“北京的情况还是不错的。”方来英告诉记者，目前北京市的门诊量有30%在基层医疗机构，去年社区门诊量增加了17%，这是很大的发展，也就是说北京地区的大部分基层医疗机构并非“门可罗雀”。方来英表示，之所以有人对“分级诊疗”中的基层医疗机构存在偏见，一方面是现实中机构建设的确有不到位的情况，另一方面是人们对“分级”中的“级”理解存在偏差，“分级不是水平的高低，而是分工的不同。”
方来英表示，与区域中心医院（俗称“大医院”）不同，基层卫生机构所承担的很大一部分职能是社会心理学范畴之内的，“比如有高血压患者早上起床后突觉头痛，家庭医生会仔细询问并检查之后为病人进行心理上的疏导，是不是昨天睡晚了，或者跟老伴吵架了等其他因素，而不是病理上进一步的病变，这是基层医疗机构的职责，为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一整套服务。”方来英表示，这当然也包括在临床医学的大体系当中，而这些并不是区域中心医院的职责范围，也就是说，二者的分工有明显区别，并不重叠。“让三级医院来办基层卫生机构，倒不一定能办好。”方来英说。
曾有全国政协委员在本次会议上将区域中心医院比作“大兵团”作战，而基层卫生机构的特点则是“机动灵活”的小部队，二者应当互补，互相都不可取代对方。方来英则对此有不同看法：“我觉得区域中心医院和基层医院其实都是大兵团的一部分，关键在于其角色不同，分工不同。”对于北京市区域中心医院的“爆满”情况，方来英认为一部分也符合“分级诊疗”的规律，“30%的病人是从外省市来京求医的，其肯定也是经过了一系列从低到高层级上的转诊，才来到大医院的，这符合分级诊疗的规律。”方来英说。
“医联体”是这一轮医改以来另一个热门词汇。所谓“医联体”是指一两家区域中心医院（俗称“大医院”）联合其他规模较大的合作医院以及一干基层卫生医疗机构构成的联合体，以期在某区域内实现不同层级医院之间的资源对接和共享。“北京地区的医联体和全国其他地方还是不太一样。”方来英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构建医联体的主导者是政府，也就是说北京地区的各医联体的构成并不是区域中心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自由恋爱”，而是政府给公立医院下达的任务，因为公立医院的投资方和管理者是政府。“医联体是由政府来平衡某一区域内的医疗资源，构造完整的医疗服务体系有效地服务百姓，而不是为了经济利益。如果为了挣钱，那就将所有公立医院都民营化好了。”方来英说。
在3月9日的“代表通道”上，来自北京、天津和河北的三位政府官员都被问到了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关的问题，其中就包括北京和天津两地的医疗资源向河北扩散和传播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袁桐利在答记者问时说：“河北三百多家医院与北京和天津建立合作关系，我们将在服务对接京津当中加快发展自己。”
关于北京市的医疗资源参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方来英表示，应将医疗资源分为两部分：首先是科技创新，以3D打印为代表的科技进步可使肢体伤残等病人获得佳音，这是京津冀三地在医疗资源上可协同的一个点；此外便是解决常见病和多发病的医疗资源，这部分应当属地化配置。“在医疗上的三地协同发展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政府需要考虑根据三地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状况配置契合的医疗资源。”方来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