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恶性暴力伤医事件频发。卫计委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仅8个月时间，伤害医务人员事件就达2240件，比2012年增加了20%;中国医院协会2013年调查报告指出，目前内地每所医院平均每年发生的暴力伤医事件高达27次，超过六成的医生遭受过患者的攻击并明显受伤。暴力伤医事件频发，使医患关系成为社会持续关注的一大热点，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也成了今年两会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3月7日，90位医卫界政协委员联名“紧急提案”，建议将医疗机构列为公共场所进行安保，尽快制定出台《医疗机构治安管理条例》，防止暴力伤医再次发生。当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听取贵州代表讲述医闹的严重后果后回应，必须维护医院的正常秩序，保护医护人员安全，任何伤害医护人员的违法行为都要依法严肃处理。
“医生也是人，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2012年3月，哈医大研究生王浩被患者无辜杀害的阴霾还未散去，杀医、伤医、辱医事件又接连发生。今年两会前夕及召开期间，这类恶性事件更是集中出现。2月17日，黑龙江齐齐哈尔北钢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孙东涛在接诊时，被患者用铁棍猛击致死;2月18日，河北易县一名普外科医生被患者割伤颈部;2月20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一名怀孕护士遭患者暴打;2月25日，南京口腔医院护士被患者家属打至双下肢瘫痪;3月5日，广东潮州市中心医院医生被几十个人押着“游街”;3月7日，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一名候诊患者突然闯入诊室用锤子将医生打伤……白大褂被鲜血一次次染红，医者痛心，世界震惊!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对待医生如此地残暴和不尊重!”说起近期发生的暴力伤医事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非常气愤，这种现象已经不是偶然了，就像传染病流行一样，成了一种社会风气。95岁高龄的全国政协委员、国医大师李辅仁激动地说：“我很愤怒无缘无故杀医、伤医的人。这些事情在五六年前，甚至十年前就出现过，近几年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愈演愈烈。”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指出，细想一些伤医极端事件，一不是医疗事故，二不是乱收费，三不是看不上病的诊疗延误，其中多数只是医患对治疗效果意见不一致，这已经超出了医患关系的范畴。面对暴力伤医，从医40余年的全国人大代表、河北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院长郭淑芹不禁哽咽，“这伤害的不仅仅是几个医生，而是全国860万医务人员的心。”她说：“医生也是人，有血有肉有尊严，谁来维护我们的人权?我们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的确，医生也是普通人，他们脱了白大褂，就变成了别人的儿女、父母、妻子或丈夫。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赵铱民恳切地说：“请大家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观察下医生的一天，他们每天要看多少个病人，有没有时间喝水、吃饭、上厕所?尽管出现了这么多的暴力伤医事件，我们的医生虽心怀恐惧，但仍然坚持在工作岗位上，这又说明了什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大夫迟聘的父亲去挂号看病，只是为了让出诊中的儿子停下一分钟喝点水歇一歇。迟聘坦言：“我从不奢望我的患者会体谅我们的辛苦，更不奢望他们会感谢我，我只希望他们能公正地对待我和我的同事，像尊重和爱惜他们自己的生命一样，尊重医护人员的生命。”
医患误解从何而来
伤医事件频发，全社会都要重视和反思，是什么让医患之间有如此深的误解?又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彼此间的信任?
在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副校长熊思东看来，其根源在于医疗资源短缺和配置不均衡，我们常引以为豪的“用占全球2%的医疗卫生资源服务了占世界20%的人口”，就是这一短缺现象的鲜明表现。“我们医院每天门诊患者9000~10000人，你想想，一个医生在短时间内要看那么多病人，分配给每一个病人的时间只有几分钟，大家排了一夜队，看了几分钟病，我们的医生还得要问病人‘您是公费还是自费，有没有医保，是用国产药还是进口的……’让我们这个世界上最不该谈钱的群体，面对病人的时候，每句话都离不开钱。”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说，医患矛盾根源要从制度上追溯。1983年我国开始实施医疗改革，对公立医院“断奶断粮”，开始实行医院医疗承包。表面上公立医院姓“公”，但财政投入严重不足，需要医院自己挣钱。中国医学科学院健康科普研究中心主任袁钟教授指出，当医生不再一心只想着治病救人，而要担心自己的温饱时，医疗的公益性也就不复存在。
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滞后，也是一方面原因。尽管目前我国已经实现全民医保，但城乡居民医疗保障水平偏低，看病自费比例居高不下，很多人举债看病，因病致贫，一旦治疗效果不理想，感觉人财两空，就很容易产生偏激情绪。
另外，公众健康素养低加剧了医患之间的不信任。赵铱民指出，医学有局限性，世界上1/3的疾病可以自愈，1/3通过治疗可以治愈，剩下1/3还需要继续探索和研究，这一点早已在国际上达成共识，而这种局限来自生命现象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差异性。然而，患者总是认为医生是万能的，要求医生能够预防、诊断、治疗所有疾病，一旦出现不好的诊疗效果，患者就会把怨气全撒在医生身上。要知道，医生不是神，面对疾病夺取患者生命时，医生也深感无能为力，心情同样很沉重。
最后，媒体的“放大效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葛均波一再强调，一些媒体过度报道医疗行业的负面新闻，有的虽然是特例，但却让人们心理产生紧张、恐惧和危机感，让医生形象被妖魔化，严重影响了患者对医生的信任，甚至容易让人产生“仇医”情绪。
联合提案，将医院列为公共场所
越来越恶化的就医环境，让医卫界不得不行动起来自我救护。两会期间，90名代表委员联名提案，建议将医疗机构明确列入公共场所范畴进行管理，尽快制定出台《医疗机构治安管理条例》，防止暴力伤医再次发生。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中明确界定了几种公共场所：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医院并不在其中。而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显然忽视了，这些年来医疗机构从封闭内部单位向公共场所演变的现实。医院除了是治病救人的场所，也是人来车往、人口流动大的公共场所。2013年全年各医院的门诊量已达73亿人次之多，远远高于春运的两倍。提案牵头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峰义正词严地说，医院不作为公共场所，“患者在医院闹事、打骂医生，只要不出人命，警察即使赶到现场也无法可依。”
熊思东认为，在保证医护人员安全的同时，还要从根源上解决医疗资源短缺、分布不均的问题，除了要新建医院，对新医院进行合理布局，更重要的是要盘活医院现有的存量。对医院的门诊资源进行分流，不要什么病都扎堆到三甲医院，不要什么病都看专家门诊。另外，建议让更多的医生进行“多点行医”，这样就会把一些大医院中过剩的优质医生资源激活。
全国政协委员、同仁医院副院长徐亮则指出，医疗服务是高风险的行业，即便是再规范、技术再精湛的医生做手术，患者也可能出现一定比例的手术并发症。但由于制度上的缺陷，一旦医疗纠纷发生，矛盾往往集中到医院和医生身上。要从制度上解决医患间的问题，他认为要建立第三方赔付和咨询机制。比较理想的医患关系应该包括五个主题：医院、医生、患者、赔偿方、咨询方，从而保证信息的平衡。比如手术前，除了手术大夫外，应该由第三方咨询，如果术后出现纠纷，发达国家一般由保险公司或者再联合医师协会作为赔付方，患者不会闹医院，而是找第三方赔付者进行理论、获得赔偿。
刘玉村指出，医改应该把医药价格理顺了，让医生少谈钱，这些带着躯体病痛来看病的人，感觉就会好很多，对医生才会有起码的尊重感。患者应该是怀着敬畏之心去求医问药。“敬”就是对医生的尊重，“畏”代表着患者对自己身体的不安和担心。刘玉村还强调：“医院还要重视文化建设，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北大医院的院训是厚德尚道，简称厚道，我要求我们医院的医生厚道，对病人要怀有仁爱之情。”与此同时，医生还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和与患者沟通的能力，才能应对各种患者和病症。“对医患关系，大家不要过于悲观，要看到美好的一面，媒体要公正报道，不要放大极端事件。看问题要阳光一些，心态阳光了，解决问题的方式就会变得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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