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上海媒体报道抑郁症就像一个黑洞，一不留神就会把人吸进去。逗乐了全世界的美国著名影星罗宾·威廉姆斯却没能逗乐自己，本周一，他因严重抑郁症自杀身亡。纵观世界影坛，多位在银幕上带给影迷欢乐的喜剧大师，如卓别林、“憨豆先生”罗温·艾金森、金·凯瑞等，都深受抑郁症的困扰。悼念威廉姆斯的网友中，有人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最孤独的人最亲切，最难过的人最灿烂，这是因为，他们不想让其他人遭受同样的苦难。”
值得关注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像罗宾·威廉姆斯那样戴着幸福面具的“微笑抑郁”患者也越来越多。而在上海，即将拉开一张遍布全市的心理危机干预网，由消化、心理、精神科专家等组建的上海民间自杀干预联盟，在经过11年的酝酿后近日终于拥有了合法的身份，但专家们都说：“自杀干预的路并不好走。”
为何酝酿11年?
避谈“自杀”终于获批
闵行区的一幢办公楼里，单怀海正在为筹措上海民间自杀干预联盟忙碌着。下个月4日，上海民间自杀干预联盟将以“上海新生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牌子亮相。下周四，11位奋战在上海自杀干预第一线的专家将第一次以公益组织理事的名义聚集在一起，其中包括来自仁济医院的消化科专家、肿瘤医院的呼吸科专家、上师大和华东师大的心理教授，以及沪上知名的精神科专家。
自杀行为是可以干预和预防的吗?很多人会问单怀海这样一个问题。对此，单怀海信心满满，“完全可以干预，调查显示，大多数自杀行为的发生存在一定的预兆，近九成自杀者可通过综合干预获救。如果自杀者有精神障碍，他的自杀行为一般不是突发性的，从早期的精神障碍到出现自杀企图并自杀成功，这中间有许多环节，越早进行干预，阻止自杀的成功率就越高。”
很难想象，这个民间自杀干预联盟足足酝酿了11年。作为这个联盟的牵头人，从2003年起，单怀海就开始研究自杀行为，他也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事临床自杀干预的医生，“2003年回国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设立了第一个世界预防自杀日，当时我觉得有责任去做这个事情。”
于是，单怀海和一些专家们也一直在努力中，每年沪上研究自杀的专家，包括精神科专家、心理学专家都会发起预防自杀的会议，培训危机干预工作者，参与个别综合医院的急诊救助，提供综合医院会诊服务。
11年来，单怀海和其他几位专家一直致力于推动民间自杀干预组织的建立，遗憾的是，社会对这一话题有着惯性回避。最让一位专家印象深刻的是，八九年前地铁一度成为自杀的高危场所，专家们立即和地铁部门协商，希望在经常发生自杀的线路站点挂上救助热线电话，努力再三还是遭到拒绝。
而预防自杀的民间组织通过审批更是困难。11年的申请，经历多次搁浅、难产和再出发。好消息是，就在最近，这家机构终于拿到上市“通行证”。
不过，最终，这个民间自杀干预联盟依然没有出现“自杀”这个敏感词，而是以“心理危机干预中心”露面。“很多人和我说，如果出现自杀干预几个字，审批起来更加难。”但是，单怀海强调，“我们这个中心主要还是做自杀干预。”记者注意到，专家们为新露面的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取名为“新生”。这也反映一线自杀干预专家的心声，“期许更多的人在我们的帮助下开启新的生活，也希望上海的自杀干预能够有一定新的突破。”
干预难点何在?
“病耻感”成治疗绊脚石
事实上，上海也在多方面推动自杀干预。除了即将新生的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一年前上海首条24小时危机干预公益热线“希望24热线”露面。但是让自杀干预的专家们困惑的是，主动发现很难，对抑郁症患者的帮助还是处于被动位置，“抑郁症患者悄悄地生活着，甚至悄悄地离开人们。”
情绪糟糕，脾气暴躁，和妻子分床而睡，2年前，当涂先生出现这些异常举动时，妻子一度还以为他有了外遇。一番检查后涂先生发现，自己其实是患上抑郁症。
名牌大学毕业后，涂先生顺利进入一家外企。应接不暇的工作，加之买房面临的经济压力，让涂先生每天都过得神经紧绷。慢慢地，他发现自己内心开始敏感和脆弱起来，一些在常人看来非常微小的事情，都可能令他不自觉萌发出一些奇怪的念头，“每天早晚高峰期挤地铁时，看着地铁里人和人挤得面贴面背靠背，就会瞬间觉得世界一下变成了灰色，周围都是模糊一片。”
为了治疗抑郁症，涂先生开始服药。但是，自尊心很强的他，为避免引起同事的注意，每次都是把药藏进袖口，然后带进卫生间悄悄吃掉，“我怕别人用奇怪的眼光看我。”
在专家们看来，患者及其家属的“病耻感”，是阻碍患者治疗的一大“绊脚石”，“很多人‘心灵感冒’时很难发现，却在不经意间拖成了‘心灵癌症’。”
自杀干预目前还比较被动，是很多自杀干预专家的困惑。自从做了“希望24热线”的志愿者后，徐薇(化名)就特别关注社会新闻，一旦看到有人自杀身亡，会觉得无比惋惜，“如果对方知道社会上还有一些求助渠道，说不定就不会走这条路了。”
然而，很多抑郁症患者都是完美主义者，自己的负面东西不愿意让别人知道，长期以来习惯了展示成功，很多压力都是一个人在扛;他们也对自己的隐私非常看重，不仅不告诉家人或者朋友，也不愿意主动接受公益组织的帮助。“有的抑郁症患者打电话进热线，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想找个人聊聊。’”热线志愿者罗卫平说，偶尔有人会在求助过程中情绪激动或是失控，就把电话挂掉，按照职业伦理，志愿者不能轻易把电话回拨过去，“这时听着电话里传来‘嘟嘟嘟’的盲音，又知道对方是无比痛苦，那种爱莫能助的感觉太难受了。”
潜在患者有几许?
警惕白领“微笑抑郁”
而随着生活节奏加快，生活压力增大，越来越多的人为了掩盖自己抑郁症的身份，在职场上充当着微笑的“面具人”，也成为了自杀干预新的难点。
“我走了，你帮我照顾好托托(宠物狗的名字)，还有爸爸妈妈。”常青藤名校毕业，回国就职于陆家嘴知名金融机构，老公也很体贴，但半年前，36岁的扬扬(化名)在写下这样一段简单留言后，半夜从小区25楼阳台纵身跃下。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表明光鲜亮丽的“金领”，其实是一名已经饱尝了几年痛苦的抑郁症患者。
“她可能真的太累了。”扬扬去世后，表妹回想起这位从小在家族亲戚眼中就是完美女孩的表姐，这样感叹道。事发前几个月，扬扬因为工作太忙，好不容易怀上的宝宝在3个月时意外流产了，这件事对她打击很大。不过，好胜的扬扬没有告诉单位任何人，而是以年休的形式在家低调休息了一段时间，然后又照常上班、加班。
对于扬扬的病情，老公也是知道的。在自杀前，扬扬还叫上老公和朋友一起吃饭，看着精心化妆后的她在饭桌上谈笑风生，老公突然很心痛，“她明明内心伤害得那么深，还故作开心，在单位性格活泼开朗，总是展示自己最开心的一面给别人。”扬扬老公说，只有深夜时，她才偶然会吐露，自己生活得太分裂了，感觉好累好累。
她们“笑”得太累了。“有些白领觉得，工作中出于岗位需要或是公司需要，应该喜怒不形于色。但是如果没有及时转换工作和生活的角色，压抑得太久，面对人情、友情、亲情、爱情都是一张‘扑克脸’，最后变得没有喜怒了，这样就很容易得抑郁症。”台湾自杀防治协会秘书长、上海“希望24热线”学术总监林昆辉说。
[新设想]
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希望与综合医院急诊建立会诊服务
对自杀未遂者进行早期干预
新生的心理危机干预中心能否有所突破?让更多的人获得新生?
心病还需心药医
下周四，专家们的第一次理事会就会规划近期自杀干预网络的突破口。而在单怀海心里早就已经有了一幅蓝图：先干预那些看得见的自杀未遂者。
病人一次又一次地欲结束自己的生命，医生一次又一次地将他们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医生为成功挽救生命而高兴，而病人为重新回到现实而痛苦。在急诊室里，经常会上演这样一场“生命的拔河”。很多病人在医院中得到了医疗上的急救，却因为缺乏“心理急救”，没有解开心病。
单怀海指出，综合性医院里大部分都没有精神科医生。一个自杀未遂人员被送到急诊室，脚断了骨折了接好就走了，至于回去还会不会跳楼，为什么跳楼，急诊的医生管不了。另外，目前医生中接受过临床心理学评估或治疗培训的还不到1%，一旦出现了急诊自杀事件，许多医院没有医生能够参与干预。
对高危人群早期干预
如果把心理干预放在急诊一线，急诊自杀未遂者的心理急救工作也能够纳入综合医院工作之一，就可以对急诊自杀高危人群进行早期干预。单怀海曾经和八家综合医院急诊联手，对112例自杀未遂者进行干预，有64例(57.1%)被立即送往综合医院急诊科，而综合医院急诊科是否能够对患精神疾病自杀未遂者进行评估，对于自杀未遂的干预显得非常重要。95例(84.8%)经过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等综合干预，成功地解除了心理危机，3个月后的短期随访没有发生自杀行为，取得了一定的综合干预效果。
在单怀海的蓝图上，希望建立一支随时待命的为自杀未遂者提供紧急心理救助服务的队伍。同时，与多家综合医院急诊联手建立会诊服务，当自杀未遂者送入综合医院急诊时，有专业人员参与评估，后续追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