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专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李国庆
武汉大学儿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杨健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云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执行研究员孙永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长安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我国在这七个方面最根本的问题有哪些，未来工作将如何推进，又将为人民生活带来哪些改变？《生命时报》记者搜集百姓和一线工作者的心声，并请专家给出具体建议。
幼有所育：填补落后地区
早教空白一想到孩子上学的事儿，赵颖眼中略过一丝惆怅。女儿姗姗今年5岁了，一出生就托给家乡的爷爷奶奶照顾，赵颖和丈夫长年在北京打工，一家人聚少离多。赵颖老家在吉林省梨树县梨树镇董家乡，村上几百户人家，只有一所村小学和一所中学。“在城里，姗姗这么大的孩子都能读书画画了，可我女儿啥都不会。”赵颖打算将姗姗接到身边，可丈夫说什么也不同意，“城里的幼儿园哪有那么容易上？”
著名早教专家、武汉大学儿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杨健：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幼有所育”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提出来，把学前教育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幼有所育”就是让所有0~6岁的适龄儿童得到更好的教养抚育。2016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77.4%，提前完成了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2020年达到70%的目标任务。
但不容忽视的是，学前教育的数量、质量问题仍然存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0~3岁儿童的教养抚育问题。我国现有学前教育体系主要关注3~6岁儿童，0~3岁尚未列入体系内。实际上，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父母无法起到完全的教养抚育作用，更多的是委托祖辈抚养孙辈，对0~3岁的抚育需求几乎是刚需，从近年来幼儿教育火爆程度可见一斑。
二是农村儿童入园问题。当很多城市家长还在抱怨“上个幼儿园比上大学还难”“入园难，进公办园更难”时，农村家长面临的却是“无幼儿园可上”的悲惨境地。究其原因，地方政府未充分重视儿童早期发展，长期以来集中力量搞九年义务教育和城镇儿童早期教育，导致农村学习教育成空白区。幼儿园等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教师队伍长期缺乏，即便在北京师范大学这样的师范教育高等学府，也没有0~3岁相关教育专业，加上农村待遇低、条件差，更加难以吸引人才。
从社会发展来看，城市化进程加快，大多农村地区经济不发达，人均收入低，青壮年大量外流，致使儿童缺乏家庭教育和关爱，不断诱发新的问题。
赵颖的故事不是个案。关注儿童，就是关心国家的未来，更是关心人类的发展。现阶段，形成相关共识对促进儿童早期发展极具重要性，对国家人力资源及未来意义重大。要想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决不能遗忘了这些孩子。政府应当优先考虑中西部贫困地区0~6岁儿童，在教养抚育等方面综合干预；调整经费投入，在人口较为集中的行政村建立普惠型幼儿园；推进志愿者支教项目，设置学前教育“特岗教师”等。
学有所教：不均衡是根本问题
托关系、找门路，为了给孩子选个好初中，湖南省的杨女士四处奔走。“我在长沙打拼多年，孩子在邵阳老家的普通初中上学。相比于城市里健全的教育机制、周末丰富的课外培训班，老家教学内容单一、资源匮乏，我怕耽误了孩子。”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杨女士的担忧反映出当前教育不均衡的根本问题。自1986年颁布《义务教育法》以来，我国用不到2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普及义务教育历程。但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教育发展仍不均衡、不充分。一方面是数量不足，每年有超过6.9%的学生不能按时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另一方面是质量不够，集中表现为不同学校、不同地区、不同学段之间的不均衡，其中城乡之间不均衡问题尤为突出。
“学有所教”有三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人人享有义务教育。比如保证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享受免费义务教育，输入地政府要做好教育管理与规划工作；在高原、高寒、牧区、岛屿等交通不便地区，保留并办好必要的教学点，保证适龄儿童有学上。
第二，人人享有公平的教育。缩小校际差距，办好每一所学校。以城乡教育为例，推进城市教师支援农村教育，组织城市名师到农村学校进行巡回教学示范，完善高校毕业生定期服务农村教育的制度，同时扩大优质信息资源辐射面，继续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等。
第三，人人享有合适的教育。目前，教育的单一化、统一化及片面追求升学率等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创造有个性的教育，不仅需要大力减少行政部门对正常教学的干扰，鼓励特色办学，还需要建立灵活开放的教育体系，开设弹性课程，实施多元发展性评价，努力实现人尽其才。实现“学有所教”，制度保障是关键，它包括三个“改革”。其一，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理顺政府、社会、学校之间的关系。转变政府管理教育的职能，将属于学校内部管理的事务交由学校管理，政府依法进行宏观管理和调控。学校依法享有管理自主权，实行自主办学。社会参与对教育的监督和评估，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其二，深化办学体制改革。鼓励和引导多主体兴办教育，调动社会办学积极性，引导民办教育健康发展。其三，深化教育投入体制改革。依法保障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
劳有所得：社保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
毕业一年多，马莎已经换了两份工作。她现在在石家庄一家还算有名的珠宝公司上班，主要负责内刊的广告内容。“每个月工资3000多元，公司给交‘五险’，比起上一份工作，已经算不错了。”
马莎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小公司做微信公众号的代运营，每天定时帮多个公众号发布文章。“当时工资比现在稍微少点，而且没有‘五险一金’。所以干了一段时间，我就跳槽了。”在被问及现在的公司为什么不交“一金”时，马莎显得挺不在意：“以我的资历和学历，能有公司要就不错了，哪好意思提要求，况且上一家公司连‘五险’都没有。”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云：我们提到的“劳有所得”，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劳动分配的公平性，简单来说，就是你付出的劳动能否获得体现其价值的报酬；二是指雇佣方应当给予员工一定的社会保障，主要指五险一金。薪酬公平性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分配合理性问题。
比如，过去我们用“劳动最光荣”来赞美体力劳动者，如今“最光荣”有点向脑力劳动倾斜。辛苦工作的体力劳动者，收获的报酬与脑力劳动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再比如医生行业，由于培养过程漫长、担负责任重大，在国外，他们都处于薪资排行的最上层，但在国内，绝大部分医生的工资标准都难体现其工作价值。因此，我们未来应当进一步改善社会分配制度，尽可能让所有人的付出都得到相对等的回报。社会保障方面，我们最常见的问题就是马莎的情况。一方面，小公司缩减开支，不愿意为员工交“五险一金”；另一方面，很多人也意识不到要维权。社会保障是每名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只要他们与雇主产生了劳动关系，就有权要求“五险一金”。针对此，立法上已有所规定，但显然，我们在执法上仍需改进，才能保证人人真正“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鼓励优质医疗
资源下沉“小病不出村、一般疾病不进镇、大病分级转诊”，这是贵州省遵义市鸭溪镇杨柳村医疗卫生服务的写照。为方便村民就医，5间卫生室分布在村子的四面，村医们每天早9点至晚5点坐诊，时常还会到行动不便的村民家中出诊。“村里实行家庭医生签约制度，除了常年在外打工的村民，几乎所有人都签约了家庭医生。”杨洪梅是5名村医的负责人，她告诉《生命时报》记者：“平时有人关心自己的健康，村民心里都乐开了花。”慢性病是村民健康的头号大敌。村医每两周会对已确诊高血压、糖尿病的村民进行一次随访，每隔半年随访一次处于患病临界状态的村民，每年还会给健康人群做一次体检，包括测量血压、血脂、血糖等，争取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尽管近年来我国不断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但不少居民看病仍会奔赴北上广等大城市，甚至出现“全国人民去协和”的现象。凌晨2点，北京协和医院急诊中心的候诊大厅挤满了患者，不少人坐在走廊地面上。正在输液的崔先生告诉《生命时报》记者：“我从山东老家来看病，没想到大医院做手术这么难排。我已经在急诊室待了12天，还没排上胆囊切除手术，一直不敢吃饭，只能靠输液。”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王虎峰：这反映了我国医疗资源配置失衡的问题。当下，我国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农村、基层、边远地区相对匮乏，不少人都有去大城市、大医院看病的习惯，造成三甲医院常常人满为患，一些基层医疗机构却不断萎缩，既影响优质医疗资源发挥最佳效益，也影响服务体系效率。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病有所医”，可细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实行全民覆盖的医疗保险制度，有效遏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第二，进一步推进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科学化、合理化；第三，抓好预防保健，让民众尽量不得病、少得病。从当前实际出发，我国实现病有所医有两大突破口。一是推进分级诊疗，鼓励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疾病分轻重缓急，尽量保证每位患者都能就近得到适当的诊疗，使总量有限的医疗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就是实现医疗资源下沉的一种方式。二是调动家庭医生、基层医疗机构在“治未病”方面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建立起科学有效的绩效管理体系，评价医务人员健康管理工作。
老有所养：做到养老方式多样化
在北京香山脚下一家养老院内，83岁的李大爷和老伴安详地坐着。李大爷告诉《生命时报》记者，老两口排了五年的队才住进养老院，老伴已经开始失忆，大多数时候，两人只是静静地坐着。截至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超2.3亿，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过两亿的国家。预计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4.8亿，约占亚洲老年人口的2/5、全球老年人口的1/4，比现在美、英、德三个国家人口总和还要多。老龄人口的迅速增加，对我国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障及养老服务等方面都是严峻的挑战。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执行研究员孙永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几千年来百姓的美好梦想。保障人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一直是党和政府的努力方向。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但目前的养老服务现状令人堪忧，仅从城镇养老院严重满足不了需求就可窥见。私人养老院费用昂贵，公立养老院“一床难求”，家庭养老还存在诸多问题。专业人员缺口大，针对失能、失智老人的专业护理员更是稀缺。住不起、住不进、住哪里，正成为城市老年人的养老心病，更别提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了。确保“老有所居”应做到养老方式多样化，大力推动各类养老服务机构设施建设。
日前《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审查会已召开，这项规范一旦实施，将推动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的提升。公立养老院应该以无依无靠、失能失智的老人为首要目标，政府应多鼓励民间资本和专业人才投入养老服务行业。不同于传统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社区养老是目前较为适合国情的养老模式，老人除了接受家庭照顾外，还依托社区提供的居家养老网络和义工自愿养老服务，兼具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优点。此外，还要重视社会养老保障，加快完善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提高养老待遇水平，让老人没有后顾之忧。
住有所居：促进形成新的居住模式
崔女士硕士毕业后在北京一家国企工作，解决了北京户口。工作3年后，她却提交了辞呈，决定回安徽老家。不管家人还是同事，都很难理解她的决定。好不容易挤进北京，为啥要走？崔女士说，收入不足以支持她在北京买房子，而房子很影响她的幸福感，租房的心酸经历让她感到不安。“北京的房租越来越贵，住得也不舒服，不如回老家找个安稳工作，有个属于自己的‘窝’。”当前，住房问题困扰着千千万万的年轻人，影响他们在事业、婚姻上的选择，如何住有所居是全社会关注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李国庆：我国住房供需矛盾尖锐，原因有二。一是住房供给结构不合理。中国人有强烈的房产意识，把房子作为家庭不可缺少的因素，认为没房子就不算有家，由此形成了“丈母娘需求”，女儿不能嫁给没房子的对象等畸形现状。这一现象除了受传统文化影响外，还因为房产承担着保障家庭收入稳定的作用。因此，年轻人都希望得到自有住房，而高房价对他们来说却是难以承受的重负。
其实，成熟的住房结构应与家庭周期相对应。一般来说，刚刚工作和结婚初期可租住设施较为简易的公寓，与收入水平匹配；孩子上学直至子女就业阶段，住房需求增大，可搬入面积较大、设施完备的高级公寓，此时经济能力增强，能承担高额房租；子女就业结婚，离开父母，空巢家庭居住人数减少，老人可购买自有住房。我国需要一个自有住房和租赁住房相配套的住房市场。租赁住房在我国刚刚起步，应加大力度，满足居住需求，促进新的居住模式形成。
二是流动人口向城市大量流入。我国有多达2.8亿的农民工，作为城市流动人口，他们承担了物业、保安、保洁和餐饮服务，对城市正常运转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收入有限，他们居住在城市边缘的城中村和市区的大杂院、地下室，形成了新的社会问题。政府正着手解决这一问题：2013年提出了改造城中村、棚户区的住房政策，并分别于2014年和2017年制订了改造1800万和1500万住房的“三年计划”。随着大规模棚户区改造工程的推进，相信流动人口的居住条件将得到显著改善。
弱有所扶：比关爱更重要的是尊重
蔡聪一直是父母和老师眼中的好学生，但在10岁那年，他的“学霸之路”走到了尽头。由于药物性青光眼，蔡聪视神经萎缩，视力逐渐下降。刚上高中时，他彻底失明了，日常生活都成了难题，更别提读书了，热爱文学的蔡聪非常沮丧。语文老师鼓励他：“虽然你看不见了，但仍然不能放弃阅读，还可以想想别的方法。”为了帮他，老师在班里成立了读书小组，让其他同学朗读，蔡聪分享心得体会。蔡聪说，老师的鼓励和支持，照顾了每个同学的参与感和尊严。经历了自我怀疑的蔡聪，依靠一股不服输的倔劲儿读完了大学。毕业后，他投身残障公益事业，同时还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残障与法律”选修课讲师。
在我国，像蔡聪一样的视障者约有1300万，残障人口共8502万。然而，越来越多的残障人士消失在大众视野中。除了无障碍设施不完善等问题，人们的“有色眼镜”是导致这一现象的最大原因。“比关爱更重要的是尊重”，这群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的人，心中有和蔡聪一样的呐喊。很多人认为，我们要对弱势群体特殊关照。其实，这种观念背后是一种俯视视角，把残障人士看作问题或麻烦。作为生而不同的个体，他们希望被接纳，但不是因看似弱势而被怜悯。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长安：“弱有所扶”的重点在于促进弱势群体的社会参与，挖掘其发展潜力，由“他助”转换成“自助”，使弱势群体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最终融入社会发展之中。扶弱重在扶智，“弱有所扶”不光要靠政府，还需要弱势群体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这就需要他们发挥智力、发展志趣，将政府的帮扶效应发挥到极致。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包括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全方位的政策保障网络体系。比如，就业方面，进一步完善按比例就业、自主创业，建立残疾人就业基金。目前有就业需求的3500多万残障人士中，已有超过100万成功网上创业。教育方面，国家增加特殊教育投入，符合条件的残障人士可接受义务教育，并且其高考录取率逐年攀升。医疗方面，我国将更多人纳入医疗救助范围，提高弱势群体的医疗救助金等。未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实行精准帮扶，扩大帮扶面，让帮扶政策切实落地，让有需求者得到切实的帮助。
【版权声明】本文为生命时报独家授权的原创文章，请勿转载、抄袭或改写
